古语云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”就是说，圣贤也是人，缺点在所难免。尤其是立言的圣贤，很难保证其所持每条每款都是正确的。如孔子轻视体力劳动的言论，就是明显错误的观点。同样，对近代和现代的哲人，也不能一概迷信盲从，自己独立的思考是最可贵的。鲁迅文章固然是一代圭臬，其哲人地位不可动摇，但其作品亦难免不妥之处。兹举二例。

中学《语文》课本中，历来选有鲁迅杂文二篇：《文学和出汗》、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。对这两篇文章，颇有不能苟同之处，尤其是前者。当年我教学此二文时，实在没有教好，上课十分心虚，深感作者与教者都不能自圆其说。

《文学和出汗》的主题，是批驳梁实秋“文学当写永久不变的人性”的观点。此论是作者从梁文中提炼出来的，并非梁氏的原话。但从1982年版高中《语文》第五册第158页注释所引原文看，显然梁氏并无此意。因而鲁迅此文的根据和出发点是虚妄的，是无中生有，栽赃陷害。

梁实秋在1926年10月27、28日《晨报副刊》发表的《文学批评辩》一文中说：“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，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；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，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。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，到期现在还有人演；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。”

这段话只是申明人性的普遍性，并未说什么“人性永久不变”。普遍性不等于永久性，前者是空间概念，而后者是时间概念，不容混淆。只具中学文化水平的人都能懂得这个道理。显然，“人性永久不变”是强加给梁氏的。或者，是鲁迅故意把梁氏的所谓“伟大作品”长久流行的论点，偷换为“人性永久不变”了。这种文学技巧，不能不令人惊叹。

其次，梁氏强调人性的普遍性，并未否认人的个性。他明确指出“人生态度是歧异的”可以为证。把人性的普遍性诬指为“人性无区别”论，是文字狱的故伎；从而骂梁氏不识“香汗”与“臭汗”的区别，是毫无根据的血口喷人。

第三，鲁文指责说：“它们（按：指梁文所说过去未能流传下来的英国文学作品）既已消灭，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，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的人性了。”这种指责也是武断轻率的。固然，未流传下来的作品，今人无从看见。但是，从某些流传下来的著作中，是可能找到对不流传作品的引用、转述或品评，从而对不流传作品有所了解的。这种情况，在中国就不鲜见。例如，从《后汉书》的注文以及《水经注》中，就可以看到许多失传之作的一些内容。学识渊博的鲁翁不可能不知道。这显然是从鸡蛋里挑骨头，是失败了的钻空子。

在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一文中，也有类似的强词夺理的情形。

这篇文章总的精神是正确的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当时国内的上层人物、统治阶级，指斥他们发出的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”言论的错误。但为了诠释“自信力”而杜撰一个“他信力”，并把相信祖国“地大物博”作为“他信力”而予以否定，这就欠妥了。

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之源有多种。“历史悠久”是其一，“地大物博”也是其一，这没有什么不好。把国人“自夸地大物博”斥为“他信力”而予以贬损之，既无必要，也不合理。把“地”与“物”视为“自己”之外的身外之物，这就未免把“自己”的含义过分狭窄化了。国力的强弱难道对国民无关痛痒吗？以自己的祖国（不是对别人的国家）地大物博而自豪，能叫“他信力”吗？没有国家的强盛能有国民的幸福吗？鲁文还把信祖国地大物博与信“国联”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混淆起来，相提并论，更是十分不妥的。当然，最根本的问题是把信祖国说成是“没有相信过自己”，硬把祖国与人民一刀截开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