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人在昔年谓之士，士农工商不入上流，但王公贵族的生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却全要依赖他们。商作贸易以供异域奇货，工制器具，农种五谷与菜蔬，士赋予了艺术的趣味。士之居，或简陋，或豪华，都会追求一点雅。雅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，不过以我之见木为第一，花为第二。这有天人合一的根据，实际上它也是神的意思，伊甸园的植物，便是神为人赏心悦目而创造的。

    陶渊明诗云：“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”遂在归去来兮之后不觉忧戚。他的屋外还有柳，自命五柳先生。鲍参军家境优裕，其妹鲍令晖诗云：“裊裊临窗竹，蔼蔼垂门桐。”唐朝盛大，忽然以牡丹为时尚，甚至把它推崇为国色天香，当时凡皇宫，寺院，民宅，无不争种之。王建是河南许昌人，初到长安，是租的房，然而他也要在房边栽几丛牡丹，并有绵绵怜惜之情，其诗云：“凭宅得花饶，初开恐是妖。粉光深紫腻，肉色退红娇。且愿风溜着，惟愁日炙焦。可怜零落蕊，收取作香烧。”这种对牡丹残败而引起的怜惜之情，白居易也有，尽管他曾经官至左赞善大夫，不过其文化人底色不变，其讨云：“惆怅阶前红牡丹，晚来惟有两枝残。明朝风起应须尽，夜惜衰红把火看。”也许王维在世牡丹还不为高贵，所以他的住处似乎未种牡丹，但王维却让自己在辋川的别墅有银杏拂风，别墅已经成灰，但银杏现在却依然拂风。崔护的作品多少透露了农家的信息，其诗云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桃花固然可以欣赏，然而农家种之在其果实，因为农人毕竟不是文化人，他要的是经济价值。宋周敦頣好莲，明孙作赞石菖蒲，清郑板桥养兰，龚自珍治梅，真是趣味随世道人心而变。孔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我以为是孔子以松柏比喻君子的节操启示了文化人，甚至打开了文化人的一个审美窗口，从而养成了把某种特定意义赋予某种特定花木的心理，不过也不尽然。人墓树常植白杨，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，民俗忌白杨种家，但周作人却在北京八道湾院子栽白杨一株，夏夜叶子相拍声响似雨，周以为喜。周心之深，真是难以量测。我无院子，不能种树，只好种花，花有一种铁马尾！

我有朋友赵某，几年之前赴俄罗斯经商，一不小心还发了财，今年起归乡之意，打算在曲江一带购房，问我怎么样。这一带是皇家故地，秦有宜春苑，唐谓之柳衙，王公贵族常在这里游乐，若杜甫诗云：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我遂告诉他曲江一带文化含量足够了，只是不知道社区的花木如何，在中国，无花木是不成雅居的。他答所看社区木有松竹梅柳槐，银杏，樱桃及女贞，花有菊兰荷，牡丹并蔷薇，还有草坪。把地产能这样做的，非真诗人好商人而不能为，多乎哉？不多矣！我便说好。